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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为了确保新学堂的师资，在四川任学政期间，他创建尊经书院，矫正四川空疏的学术风气；在两广总督任内，创办广雅书院，增设经济、舆地、算学等实用学科，兼收两广士子，开南中国新式教育之先声。在湖北的湖广总督任内，他创建两湖书院，增设西学课程，创办自强学堂（武汉大学前身），专注于方言（即当时的“外语”）、商务等实用学科。在第二次署理两江总督任内，他在南京创办三江师范学堂（后更名为两江师范学堂），成为中国近代高等师范教育的先驱之一。

　　这位传统科举制度的顶尖受益者，同样做出了一个惊世骇俗的决定。 1904年，他自费前往日本法政大学法政速成科留学，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出国留学的状元。带着法政救国的理想，1905年8月夏同龢留日期间出版的著作《行政法》是中国最早系统介绍近代行政法的著作之一。1906年夏同龢创办的广东法政学堂（今中山大学前身之一）是广东近代法政发源地，为中国近代法政学科的建立和发展做出了贡献，被誉为“中国行政法学第一人”。

　　加拿大汉学家施吉瑞在《诗人郑珍与中国现代性的崛起》一书中，将郑珍誉为与陶渊明、李白、杜甫等大家齐名的诗人。郑珍的诗中，既有“败床眠白鲤，疏坞出黄橙”的细腻观察，也有“延江万丈底，死绿凝一线”的惊心动魄，不仅描写山水之美，也记录自然中粗粝、令人敬畏的一面。在他看来，这种对自然真实的多维探索，并非西方的舶来品，而是中国本土文化在特定历史时期的自然生长，正展现了中国本土自发萌生的“现代性”。更难得的是，郑珍还将数学、农事写入诗篇，让诗歌承载起理性的光芒。他有针对性地提出作诗先做人之论、养气说、“自打自唱”等主张，以旧论焕新意，突破了宋诗派片面注重学问的藩篱，从而为有清一代诗歌走向综合、创造自我时代的特色作出了贡献。

　　1915年美国旧金山举行的“巴拿马万国博览会”上，有个让人津津乐道的“传说”。当年北洋政府农商部在天津设立商品陈列所，负责征集中国送展产品，当年送到赛会上的茅台镇“贵州公署酒”产品，圆形小口，黄色陶质釉瓶包装，并不被关注。结果不知是偶然还是故意，酒瓶被当众打碎，顿时醇香四溢，获得各国专家留意和点评，被评为世界名酒，获得奖章和奖状，从此蜚声中外。那年的征集中国商品赴展负责人，正是贵州人乐嘉藻。除美酒之外，在这次博览会上获奖的大方漆器、玉屏箫笛、“贵州薛尚铭茶”（即产自都匀的毛尖茶）等贵州风物，正少不了他的推荐。

　　再往前20年，在北京报国寺里“公车上书”的千余名举人里也有贵州人乐嘉藻。戊戌变法期间，他有个人署名奏折通过都察院代奏上光绪皇帝，内容为主张全盘学习西方科学教育。归黔后，乐嘉藻等人创办了贵州第一所力行现代教育的贵阳师范学堂。清光绪三十年（1904年），乐与平刚等人发起成立贵州最早的资产阶级革命团体“科学会”，并任会长。1934年，乐嘉藻出版了中国第一部建筑史专著《中国建筑史》，虽存争议，但他作为中国建筑学科建设的拓荒者与探路人，也推动了这一学科由传统向现代的过渡和转型。

　　祖籍贵州紫江（今开阳县）的朱启钤虽一生未曾踏足贵州，却始终以贵州人自居，病故前他特意交代“捐赠北京图书馆中的黔人黔宦的著作转交贵州”。而这份桑梓之情，如今仍然传承不息。近日，朱启钤珍藏的43张民国时期黔地老照片由其曾孙朱延琦捐赠给贵州省博物馆，在文字记载相对匮乏的背景下，这批由社会学家吴泽霖教授等人抗战时期系统拍摄的照片，以其科学的田野调查方法，为我们提供了当时贵州苗族同胞生活的高信度“视觉档案”。朱启钤，一生坚持为复原历史场景提供关键物证，有效对抗了“文化失忆”，实现跨越百年的中国文化接力。

　　在贵州办学期间，大夏大学培养了1576名毕业生，其身影遍布贵州各地，王伯群率领全校师生力克困难，群策群力，在极短时间内，建设新校园，举凡教室、图书馆、实验室、办公室无一不备，为保证办学经费，王伯群在贵州积极筹办实业，发起组建建国公司、建国银行、聚康银行、聚康公司、利民公司和永仁两岸川盐运销处等。大夏学生周蜀云忆述道：“若非校长王伯群先生是革命元老，黔省巨绅，还无法借用到此一片地方。在当时的贵阳各机关中，除原有者不计外，凡中央或由省外前来的机构，要以大夏大学所占用的讲武堂最为宽敞、最具规模了。”

　　谢六逸亲手创办的复旦大学新闻系，现已扩展为复旦大学新闻学院；他生前提出的新闻记者应具备的“史德、史才、史识”三条件，已一再得到重视和认可。1946年，大夏大学返回上海，1951年与光华大学等校合并成立华东师范大学。而为纪念在贵州的岁月，学校将丽娃河支流命名为“赤水河”，河上修建了“赤水桥”和“贵阳桥”，后人时而记起，大夏大学在黔期间绝非孤悬的象牙塔。从开设盐务专修班服务战时经济，到依托文通书局存续中华文脉，由贵州人倾力支持的大学，始终是后方不灭的文化灯塔，真正将“教育救国”的理念深植于中华大地。